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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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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坊

曾子墨的“能见度”

2007-12-20 00:00:00

     曾子墨,一个带着书卷气的名字背后,是一连串的人生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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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曾经是华尔街著名投资银行的明星分析师,继而投身电视事业,成为凤凰卫视知名主持人:在《世纪大讲堂》中散发知性与美丽,在《社会能见度》里展现思考与良知。她还是畅销书作者,出版的自述《墨迹》,创造了一个月内连续加印3次的记录,其耀眼的人生轨迹,成为诸多年轻人的励志动力。

    但她更愿这样定位自己———我只是个记者。记者的责任就是进入新闻现场,发现真实,记录真实,超越浮华的表象,以一颗公正而悲悯的心传递人性与道德。

    “别人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从托福状元到华尔街的明星分析师,描摹着一条优等生的完美路线。

    曾子墨的人生履历,每一步看起来都很闪耀:

    1991年,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系。一年后,又以660分的托福高分被美国“常青藤盟校”之一的达特茅斯大学录取。

    1996年,毕业后进入美国华尔街的摩根士丹利投资银行,成长为摩根士丹利最出色的分析师之一。

    2000年,加入凤凰卫视资讯台,现主持《社会能见度》和《世纪大讲堂》两档栏目。

    人大、托福状元,常青藤名校,著名投行,凤凰卫视,每一个与曾子墨有关的名字似乎都熠熠发光。可这条众人眼中的完美路线,在曾子墨看来,不过是最自然的事情,没有刻意去追求,她把一切都淡然归结为“幸运”。

    而恰恰是这份不刻意的精彩经历,让曾子墨的自传———《墨迹》创下了一个月内连续加印3次的记录。曾子墨“梦想照进现实”的旅程,成了无数学子的“留学指南”和“求职宝典”。

    但对曾子墨而言,所有的文字只是为了给过去的生活留下一个纪念。

    从人大幼儿园、人大附小、人大附中一直到中国人民大学,20岁之前的曾子墨几乎没有离开过“人大”的圈子。直到1992年,还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金融专业大一新生的曾子墨,为了打发时间,“不小心”考了全北京托福的最高分。在父母的鼓励下,她拿着全额奖学金踏入了美国的“常青藤”名校达特茅斯大学。

    在美国,曾子墨依旧是个勤奋好学的好学生。努力适应全新的环境、学着照顾自己、独自应对达特茅斯大学与国内高校截然不同的学习模式。

    上文学写作课,每周要看完一本书,写一篇文章,在课堂上做一次讨论,没有期末考试,成绩完全取决于平时的表现,刚到美国的曾子墨便拿了最好的成绩A;当交换学生,她选择去日本,一个学期后,竟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在学校打工,她从最艰苦的舞台制景开始,独自爬上高高的舞台调节灯光……

    快毕业了,曾子墨瞄准了华尔街,那是无数“常青藤”金融专业毕业生梦寐以求的地方。她对自己说:别人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

    带着极高的学分和良好的实习经历,曾子墨在世界著名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接受了面试官们的“问题轰炸”,最终她得到了这样的评价:“不惜代价,一定要雇用!”

    与此同时,经过几番考核后,曾子墨又陆续接到了其他多家全球投资银行的聘任书。

    1996年,曾子墨以优异成绩从达特茅斯大学毕业,加入摩根士丹利银行,如愿成为了一名出入华尔街的分析师。

    从满怀自信地走进摩根士丹利的那天起,出乎想像的艰难开始了。在那里,曾子墨度过了人生中最忙碌、最疯狂的4年。新项目来了,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白天累极了,就趴在办公桌上睡10分钟,紧接着又开始做数据模型、开小组会议、和客户见面……

    她惊人的工作效率和骄人的成绩让公司的主要负责人感叹:如果曾子墨能被克隆就好了。他们甚至开始考虑重点招收中国职员,“他们也一定会像子墨这样棒”。

    4年的时间,参与完成大约700亿美元的并购和融资项目,曾子墨成为了摩根士丹利的明星分析师。

    “为什么一定要牺牲自己的健康和快乐,去点亮别人眼中的光环?”——追随自己的心声,华尔街女孩在“凤凰”涅槃。

离开,是一刹那的念头。

    一个周日的傍晚,曾子墨踏上了飞往新加坡的航班。她知道,等待她的又是一个新项目,以及随之而来的酒店和公司两点一线的生活,当然,还有数不清的不眠之夜。

    当年刚加入投行的激情和新鲜感,不知从何时起,被消磨在了枯燥的数字和每周超过100小时的工作中。真的要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自己吗?已经升任经理的曾子墨在疲倦与矛盾中挣扎。

    但放弃,有时候比坚持更需要勇气。

    飞机上,翻开棉棉的《糖》,字里行间的别样人生,不知不觉间触动了曾子墨的心弦。

    从小在家长预期的轨迹中成长,一切都是如此顺利。可这个永远考第一的好学生却并没思考过自己真正喜欢什么,想要什么。没有明确的计划,每一次选择往往只是为了一句:别人能行,我为什么不能?

    她第一次追问自己,究竟什么才算是“好”?是别人都认为的好才是“好”,还是追随自己的心声,让自己开心快乐才是“好”?投资银行的工作就好比是别人眼中的光环,为什么一定要牺牲自己的健康和快乐,去点亮别人眼中的光环呢?生活毕竟是属于自己的。

    那一刻,仿佛受到了冥冥之中的点拨,曾子墨突然觉得前所未有的轻松。

    离开,对一颗释然的心来说,再也无法等待。拒绝了众多公司的高薪聘请,曾子墨告诉自己,该回家了!

    而机遇往往就在人生的某个转角,谁说前路没有更广阔的舞台?

    2001年1月2日,凤凰卫视资讯台里出现了一张新面孔———《股市直播室》的女主播曾子墨。

    那是曾子墨首次在电视上露面。上午10点,一身黑色职业套装、长发被整齐盘起的她,准时坐在了主播台上。没有摸过话筒,没有事先写好的稿子,对“直播”二字没有任何概念的曾子墨对着镜头说:“大家好,我是曾子墨。从今天起,我将在早上10点、中午1点和下午4点,一天三次与观众见面,告诉大家最新的股市行情和最独到的市场分析……”

    直播结束了,她不敢去看自己的节目录像,忐忑不安地回了家。两天后,曾子墨在走廊里遇到同事,“不错”、“还行”,肯定和认可让这个从前只会做财务分析的华尔街女孩,决心在电视媒体这个全新的领域里扎下根来。

    就是如此巧合。曾子墨在凤凰卫视的办公室紧挨着她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走过了大半个地球,曾子墨似乎又回到了原点,一切从零开始。

    人们很快发现,这个从美国回来、出身投行的女孩,不仅熟知世界经济的前沿信息,还具有超出常人的毅力和适应能力。从《股市直播室》到《财经

    今日谈》《凤凰正点播报》,曾子墨很快就形成了自己的主持风格。喜欢她的观众说,因为曾子墨那淡淡的微笑,枯燥的数字、拗口的理论和云里雾里的经济动态都开始变得人性化,甚至温柔起来。

    2001年,“财富全球论坛”在香港举行,曾子墨在3天内共采访了8位大企业和财团的领袖,并参与制作了专题节目《复关入世十五年》。2002年,她先后采访亚洲开发银行第35届理事会年会和全国“两会”。她参与拍摄的纪录片《我们在朝鲜的日子》,广受观众好评。果断的判断力、专业的财经知识、敏锐的思维方式,使曾子墨迅速成长为凤凰卫视的当家花旦,并获得了“年度最佳财经类节目主持人”大奖。

    2003年,《财经点对点》开播。曾子墨要做的不再是单纯的播报每天的财经信息,而是放眼社会,关注最新的经济事件,约见和对话风云人物。她干练的外表、知性的气质、略有些咄咄逼人却又不失真诚坦白的提问方式,成就了一次次棋逢对手式的成功采访。

    “我更愿意别人把我当成记者,我愿意深入新闻第一线,表达自己的思考。”——从财经节目主持人,到深度报道栏目的记者,她再一次优雅转身。

    2003年2月,商界颇有争议的一位企业家在《财经点对点》节目中接受了曾子墨的专访。

    “在做您的专访前,很多同行都劝我放弃。他们说你说话不坦诚。这次采访,您能坦诚点吗?”由于对采访对象的情况做了充分的“功课”,曾子墨一开始就抛出了很个性化的问题。

    从对方公司的收购谈起,一切都算顺利。半小时后,曾子墨一个敏感的

    提问,让对方的笑容变得僵硬。

    “不要再拍了,这个采访没法继续了。”他突然站了起来,边说话边摘话筒,毫不客气地转身要走。

那天,曾子墨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挫折感。她一直反省着也许应该把敏感的问题藏到后面,也许单刀直入的提问不如张弛有序的效果好……

    时隔两年后,那位企业家因陷入股权纠纷而成为焦点人物,他又一次引起了曾子墨的兴趣。而此时,她主持的不再是《财经点对点》,而是一档全新的社会调查类栏目———《社会能见度》。

    哪里摔倒,就要从哪里爬起来。再见时,对方依然带着世故的微笑,应对不同的话题,他时而侃侃而谈,时而一语带过。但再一次触碰那个话题,他却出人意料地不再回避。

    “为什么不再回避这个问题?”曾子墨不解。对方说:“因为我喜欢《社会能见度》这个名字。当年采访我的曾子墨是财经记者,今天却在做《社会能见度》,我可以多谈一些了。”

    曾子墨也喜欢《社会能见度》这个名字。因为,她早已不再满足于在演播室内与高端人物或专家学者进行封闭式的思想碰撞。在《财经点对点》中,她就尝试着“走出去”,把视线投射到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城市拆迁问题上,投射到艾滋孤儿身上,尝试着用财经视角透视社会问题。她说,《社会能见度》的诞生就是要围绕对国计民生有重要影响的主题,层层调查,深入解析,用全新的视角呈现事件的真相,甚至还要敢于触碰灰色地带和边缘话题。

    脱下精致的职业套装,深入农村和边远地区,投入对社会的关注与调查。曾子墨的转身,再一次出人意料。

    一直在演播室里面对政府高官、成功企业家,从来没有去过艰苦偏远地区的年轻女孩,能担当起这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吗?

    在做《社会能见度》这个节目的日子里,曾子墨的日程表常常是这样的:早上6点起床,赶清晨的第一班飞机,到目的地后马上投入采访,接下来的几天里夜以继日地工作,直到节目完成。

    去农村,刺骨的寒风让曾子墨冻得说不出话来,拍片子的时候整张脸都是僵硬的,脚也冻得生疼;去某个“癌症村”,当地的村民们因长期饮用受污染的水而患上了癌症,可曾子墨还是喝了那里的水,接下来几天的采访都在肠胃不适中熬过……  

    就是这些从来没有品尝过的“苦”,就在那些从未踏足的穷乡僻壤,就是那些最底层老百姓的真实生活,带给这个曾漂洋过海留学、驻足华尔街的女孩前所未有的触动。他们的生活状态、他们面临的困境和压力,让曾子墨不能不思考,不能不发声。她说,我更愿意别人把我当成记者,我愿意深入新闻第一线,表达自己的思考。

    曾子墨再一次带给人惊喜。《社会能见度》中的她,不再是那个讲股票指数的漂亮女主持人,而成长为一位诚恳坐在“钉子户”、“世纪母亲”、服刑人员对面,倾力和他们交流,听他们讲述人生故事,并不断质疑,追寻真相的女记者。

    “记者就是观众的眼睛,让观众看到真相,就是记者的责任。”——把真相告诉观众,记录社会转型时期的人和事,在她看来,是种责任。

    从演播室里光彩照人的女主播,到自告奋勇奔走于穷困偏远地区的一线记者,曾子墨的视野更为宽广,情怀更加质朴。

    到偏远山区里采访,看村民的日子过得太苦,她就往外掏钱,身上有多少钱,就拿多少出来,1000元,2000元,有一次一下子就给一个患艾滋病的孩子留了7000元;

    在乡亲家吃饭,人家拿出家里最好的东西———肉,来招待她。但肉上苍蝇乱舞,乡亲们劝菜,她大口大口地嚼。她说那是情谊啊,拒绝不得;

    到艾滋村采访,和采访对象艾滋病人李大姐告别时,她毫不避讳地和李大姐拥抱,深情地说:“大姐,下次我会再来看你。”

    ……

    “我惊讶于我们生活的世界是由多么迥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层面构成的,看到他们我才觉得自己真的什么都没有经历过,发现自己原来一直是泡在糖水里长大的。”

    曾子墨甚至变得有些感伤:“现在我看一个北京街头的打工者,和刚从美国回来时,是不一样的。那时候我根本就看不到他们,而现在,我真的想了解他们的生活。”

    了解普通人的生活情境,分享他们的喜怒哀乐,记录社会脉动,这种渴望,让她对新闻现场情有独钟,对事实真相的探寻更加执著坚定。

    身在新闻现场,曾子墨觉得自己就像是观众的眼睛,发现最真实的东西,记录最真实的东西,就是她的职责。“作为新闻人,我希望能通过自己拥有的一点话语权产生影响,哪怕最后的结果是你什么都做不了,但只要有这个平台,这个空间,我还是会去做,并且一直坚持下去。”

    如果说6年前加入凤凰卫视,为的只是三个字———新鲜感,那么对6年后既能对话商界精英、政界名流,也能深入边远山区、走进边缘话题的曾子墨来说,所有的努力都源自一份坚实的责任感。

    把真相告诉观众,记录社会转型时期的人和事,在她看来,是种责任。

    曾子墨说,虽然敏感话题的采访常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虽然《社会能见度》并不意味着每次都能对真相做到百分之百的透视,但如果能让观众看到百分之一,与看不到相比,就是一种进步。无论有多困难,都要对得起观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社会能见度》这个名字。

    “我是曾子墨,曾子的曾,孔子的子,墨子的墨。”小时候,曾子墨常常这样骄傲地介绍自己。而如今,她会微笑地对你说,“你好,我是子墨。”

    一路走来,几度出人意料的转变,唯一不变的还是那份真实与自然。曾子墨说:“无论是做记者还是做主持人,只要你一出镜,大家都能看到你内心真实的自己。”

    真实,也许就是曾子墨的“能见度”。

    告别前,她告诉我们,她要把《墨迹》的稿费都捐出来,在青海建一所希望学校。她说,等学校建好了,欢迎我们去看看。她说,在洒满阳光的教室里,孩子们的笑一定比阳光还灿烂。